我家是个准工农家庭，父母艰辛劳动一生。

孩提时代，打我记事，就知道父亲是一名出苦力的搬运公司工人，由于体弱多病，后作茶炉工。每月39元工资。39元养活一大家子的父亲，没有节假日，没有星期天。听父亲说，他是旧社会逃荒要饭到我现籍这个县落户的。解放前，我家地无一分，椽无一根，解放后，党和政府给我家分了三间小瓦房，才有了栖身之地。因此，父亲非常感谢党恩，工作任劳任怨，家里再困难，身体再多病，从不向单位伸手、提要求，学习努力，工作积极。记得“文革”时期，父亲手里常拿个红本子，一有闲空就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语录，还经常让我们全家人忆苦思甜。   

“文革”前后的年代，县搬运公司的职工就是靠人力拉车搬运，晴天一身汗泥，雨天一身泥水。当时的道路多是土路，单位没有自来水，没有浴池，父亲在茶炉房不光为 工友烧好茶水，还要供下班后的冲洗水。每天要从井里绞、挑百十担水，还要和（念Huo）大量的烧水用煤。工作量之大、之苦、之累、之脏，可想而知。父亲常年胃病，疼起来，边哼边坚持工作，也不肯请假休息。记得当时分开过的大哥工作繁忙，家境困难；二哥远在祖国西部边疆当兵；三哥先是上学后被分配在百里之外的黄河岸边大山里教书，交通不便，常年不归；四哥从小因家里困难给了别人。我家是农村户口，没人挣工分、分粮食，在小学高年级之后，有了一定个头和力气的我，放学后或星期天、节假日，不是沿马路拾粪、攒肥料挣工分，就是到父亲的单位，帮父亲挑水、和煤。力气小，担不了一担就担半桶，个子低，够不着大水缸，就站到凳子上倒。大堆煤和不动，就一点一点地和。稚嫩的肩头过早地压上了生活的重担。   

父亲由于一生辛劳，积劳成疾。1973年春，我刚上高中个把月，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上初中和高中阶段，我边上学、边干农活，星期天、节假日，要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，辛苦一天只挣五、六分，算个半劳力。担茅粪、挑土肥、种菜、拉犁、拉耙、拉耧、割麦、打场、垛麦秸垛，深翻土地，修水库，什么活都干过。课余尽管挺忙，但我在校学习刻苦，成绩总是班里第一，初高中还都是班长和团支书呢。   

我的母亲，一生劳碌，操持家务。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原有的每月几十元经济收入也没了。为养活这个家，待经济政策稍有宽松后，母亲就在街上摆起了小摊，卖辣椒、大蒜、生姜之类的调味品。母亲不顾常年胃病，早出晚归、披星戴月，夏天，头顶烈日，大汗淋漓；冬天，一身灰土，手脚冻得发僵。母亲没上过学，是个文盲，大字不识一个，但记性好，人民币十元、五元、贰元、壹元、五角、贰角、壹角，她都分得清，她是记颜色和图案的，一般还很少出差错，偶尔给别人找错钱，吃了亏，生会儿气也就算了。母亲靠她的肩头、弱身，扛起一袋袋辣椒、大蒜；靠她的毅力，苦干一年四季，用微薄的收入，供我上学，帮扶日子过得紧巴的大哥和姐姐。记得有一年夏天，母亲回家背大蒜，在街上踩住别人扔的西瓜皮，膝盖摔骨折，做了手术，镜面缠了铁丝固定。伤好后，母亲一瘸一拐又出现在街上，继续开始摆摊的小营生。了解我们家情况的人都对母亲肃然起敬。

说起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，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信！记得小时候，我过生日，煮个熟鸡蛋就算过生了。父亲总记得我的生日，我一见他手里的熟鸡蛋，就高兴得不得了。每年春节家里无钱买肉，母亲割点肥肉或猪油，炼了以后，大油炒菜，油渣料剁剁，加点萝卜菜，就算是过年的饺子馅了。

平常岁月，家里常年吃得是玉米面汤、糁汤煮红薯或红薯片。“红薯面、红薯馍、离了红薯没法活”，是当时的顺口溜。若遇连雨天，红薯片晒不干，发霉，煮到锅里饭都苦苦的。当时白面馍很少吃，能吃上白面加红薯面的花卷馍就算不错了。记得家里常吃玉米面虚糕或红薯面虚糕馍。红薯面馍若切成薄片，用大油一炒，再炒碎点那就真香，又顶菜、又顶馍，在当时算是很奢侈了。每年过八月十五，一大家人吃一个月饼就过中秋节了。母亲把月饼切成四分，再切成小分，每人一小分，吃到月饼里的冰糖、红绿丝、花生米，那真叫香甜！

受家庭的熏陶，父母的教育、感染，我们弟兄几个靠自己的奋斗都参加了革命工作。靠对党的事业的忠诚，靠勤奋节俭的传统，靠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孜孜不倦，工作发奋，事业都有所成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大哥、二哥就担任着县直局委的重要职务，三哥也先后被评部劳模、省特级教师、市县拔尖人才，担任市政协委员和学校领导，四哥在经营管理部门任副职，我也早早在新闻宣传岗位任了正科级。有朋友开玩笑，戏称我们家是“局长专业户”。   

回想我们一家人走过的艰难里程，酸甜苦辣尝尽，有奋斗的艰辛，有成功的喜悦。我深感，这都得益于党的培养，艰苦环境的磨练，长辈的影响教育，各级组织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。